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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冠和沙巴水位差打水·鲁迅原配夫人朱安:我待他再好,也是无用

2020-01-11 11:00:23

皇冠和沙巴水位差打水·鲁迅原配夫人朱安:我待他再好,也是无用

皇冠和沙巴水位差打水,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

去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,有媒体文化频道发布了年度鲁迅文学大数据,与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中,“朱安”榜上有名。谈到朱安,我们都知道她和鲁迅那段可悲的婚姻,但对于这个旧式女性本身,我们知之甚少,直到一本《朱安传》出来,她整个人才具体起来。

这部传记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和搜集相关史料,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,我们可以看到她嫁入周家后的人生中,怎样像蜗牛一样想爬向鲁迅,直到最终承认自己没有力气再爬,“作为一个旧式女性,在不断追求者新社会的丈夫心中,她像一篇无法医治的病灶一样牢牢地驻扎下来”。

作者乔丽华分析得很透彻,“鲁迅的矛盾在于,他决定陪着无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牺牲,可同时他又不愿意迁就朱安的那些缺点,不愿违心地表示‘虚伪的温存’”。他也因此承受着沉重的精神折磨,陈丹青说,“鲁迅文风的阴冷、偏激、滞涩,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,从这个意义上说,朱安成就了鲁迅。”

根据《朱安传》中的考证,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其实有很多必然的因素,周朱两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定亲,最终的这门婚事是鲁迅母亲鲁瑞做的决定,她后来这样回忆:“他(鲁迅)虽有些勉强,但认为我既作了主,就没有坚决反对,也许他信任我,认为我给他找的人,总不会错的。”

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,以致于鲁老太太在之后完全放弃再为她其他儿子安排终身大事,连周作人娶日本媳妇的她也默默接受,“看到他们(鲁迅和朱安)这样,我也很苦恼,所以二先生、三先生的婚事,我就不管了”。

断发照,鲁迅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。

这段婚姻里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是匮乏的,同住在一起的时候,鲁迅和朱安每天几乎只有三次对话:一是叫早,回答是“哼”;二是临睡问是否关门,回答是“关”或“不关”;三是索要家用钱,回答是“多少”?

朱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,鲁迅为何对她如此冷漠?

“她身材瘦小,脸色狭长,颧骨突出;由于缠足,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”。在朱家门台内,女人不能上私塾,不鼓励读书写字,唯一要知道的就是一本《女儿经》的闺训。而彼时的鲁迅在日本留学,接受了新式思想,尤其是看见日本的女性,“即使是下女,也都接受教育,能够阅读,写信。”

朱安

在没见到朱安以前,他并非没为这段婚姻做过努力,鲁迅曾写信劝朱家姑娘放下裹脚,学习读书写字,希望减少两人之间的差距,但在这个传统的“小脚女人”显然无法做到。

1906年,朱安已经28岁,因为鲁迅迟迟不回来,鲁老太太只能借病将他从日本骗回来成婚。据孙伏园回忆,鲁迅到家一看,家居全新,新房已经布置停当,万事俱备,只等他一个新郎,“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,所以他屈服了。”

因为知道这位周家少爷对女人裹脚不太满意,结婚这一天,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以装作大脚。后来鲁迅母亲回忆,那天花轿进门,掀开帘子,一双新娘的鞋子从轿子掉了出来,因为这双婚鞋对她过分地大了。

有老人说婚鞋掉了不吉利,鲁老太太不相信这些话,但无论如何,这段婚姻的悲剧已经开始。结婚当晚,见了新娘,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,第二天晚上就睡到书房去了,“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,他很不高兴。”

他早知道这个妻子不会合意,但结婚后发现他之前的劝告全是无用,新娘子没有放脚,也完全不识字,实实足足是个旧式女子。但他既选择了接受,就只能这样下去,“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,我只能好好供养她,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结婚四天后,他又回了日本。

绍兴鲁迅故居陈列的二楼婚房内景。

1909年8月,鲁迅在日留学七年以后,终于回到故乡。不知道朱安对归来的丈夫有没有什么期待,但鲁迅的态度显然和三年前一样冷淡,他常住在当时任教的学校,即使回家也独自睡一间房。

家里的人自然很着急,鲁老太太不懂他到底觉得她哪里不好,鲁迅只说是与她谈不来,比如有一次,鲁迅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,她说是的,她也是吃过的,但这个东西又恰好只有日本有。鲁迅觉得和她谈话没有趣味不说,她还要自作聪明,话不投机半句多,索性不再与她交流了。

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安面对鲁迅的自卑,两个人之间的天平倾斜太严重,一个委屈也求不了全,一个却已经决意要去过一个人的生活了。1912年,鲁迅离开绍兴北上,两个人又开始长达七年的独居生活。

从新婚之夜开始,朱安没有得到过一天的关爱,鲁迅既是那个冷漠的肇事者,也是背负沉痛精神包袱的受害人。在北京的七年,他过着一种独身的寂寞生活,在北京绍兴会馆埋头抄古碑,俨然一个精神上的苦心僧;而朱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了水烟,从此再没有离过手。

这种生活持续到1919年,那一年鲁迅和朱安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
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”,鲁迅在《呐喊》中也写过,周家在他小时候遭受变故,他的父亲病故,家中只剩母亲支撑,到这一年,周家更是彻底败落,整个门台都卖出去了。于是,鲁迅准备将家人接到北京同住。

朱安自然不愿意离开绍兴老家,但她不能不跟随鲁迅北上。12月24日,鲁迅带上家人离开,他在《故乡》里写过这趟旅程,“我躺着,听船底潺潺的水声,知道我在走我的路”,但对当时的朱安来说,内心的恐慌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。

鲁迅北京居所,西三条北房。

到了北京以后的日子,朱安还是事无巨细地照顾着鲁迅,她白天忙着张罗饭菜,并从菜的剩余判断鲁迅的口味;平日绝不去打搅他工作,甚至总是提醒同院的俞家姐妹安静些,“大先生回来时,你们不要吵他,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。”

而鲁迅为了不同朱安讲话,甚至想出了一个方法,他把一个箱子放在床下,里面装着他换下来要洗的衣服,箱盖则放在朱安屋外,盖子翻过来,口朝上,代表里面放着他替换的干净衣裤。“这样,彼此间连说话也不必了。”

朱安也不是全无脾气,有一次鲁老太太过生辰,亲朋好友都来了,朱安在开席前穿戴整齐走出来,向亲友们跪拜道:“我来周家已许多年,大先生不很理我,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,我活是周家的人,死是周家的鬼,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。”说完之后,她叩头退回房了。鲁迅那次感叹,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,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过去了。

到北京这年,朱安已经40岁,已经不指望可以为周家生儿育女,但仍然在很努力爬向鲁迅。然而渐渐地,鲁迅身边出现了许多新式的女学生,朱安发现她们和自己是如此不同,剪短发、穿裙子,性格活泼热闹,讲的都是些她听不懂的事情。乔丽华说,朱安的自卑是双重的,“在男性面前,她已经习惯低头;在新女性面前,她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缺陷,陷入更深的自卑。”

她曾偷偷跟着她们学体操,也下狠心去剪了发髻,直到她看到鲁迅给借住在家里的许广平剪头发,“她第一次发现,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。”

许广平

终于到了1926年,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北京。后来,鲁老太太先是收到信,她得知先生和许广平同居,然后又知道了许广平怀孕的消息。

一直以来,朱安都知道她和鲁迅之间的差距,但她总是以为,只要自己好好服侍他,以后总会好起来的,但那一次她终于感觉自己跌倒谷底:

“我好比是一只蜗牛,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,爬得虽慢,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。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,我没有力气爬了,我待他再好,也是无用。”

从此之后的十年时间里,朱安只再见过鲁迅两次。那十年的漫漫长日,“对住在西三条的婆媳俩来说,一个月中最高兴的事收到大先生的来信”,一直到1936年,鲁迅先生溘然长逝。朱安从此和鲁老太太相依为命。

朱安晚年的生活一度跌入困顿,靠着周作人和许广平的接济勉强过活,她离世前一天,南京《新民报》的记者曾去采访过她,提起鲁迅,她说,“周先生对我不算坏,彼此间并没有争吵,各有各的人生,我应原谅他”;她又说许广平待她极好,在物价飞涨中不断给她寄钱来。

记者提出想去看看鲁迅先生的书房和套院,她说园子已经荒凉,她没有心思再去整理,鲁迅生前最喜欢的那株樱花,也被虫咀坏了,“去年我才将它砍倒。一切都变了,记者先生。”

本文资料和图片均来自乔丽华《朱安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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